我见我的父亲戴着校徽照的毕业像时，才十几岁。我钦羡照片上有着年代色彩的朴素和纯洁。那胸前的长条牌牌格外地让我心动，我知道，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
终于我也戴上了一个，是在父亲照那张毕业照22年之后，上面白底红字写着：北京大学。
戴大学牌子的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是招摇。那个时候在海淀一带，大街上和公共汽车里比比皆是挂牌的学生。人们在拥挤中没有忘了看人家衣服的胸前，然后就啧啧称道一番：人家是北大的呢，人家是清华的呢，人家是北师大的呢……
这好像是在比较，可也有着一种监督的意义。因此戴牌子的人比不戴的人更有一种自我的严格把握。比如上公共汽车，身为北京大学学生的我是无法沉默，也是必须让座的。是牌子让我这么做的。
而在各种场合的争论中，戴的牌子好像也代表着一种观点。来，听听这个北大学生的看法。我就是常常被这样引进了本来与我不相干的探讨里。但是，却也乐此不疲地辩着论，并且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
年轻气，因了这个校徽，就更加可爱地深沉了，仿佛这个小牌子能使我们世事洞明。
可是，胸前的牌子有时还会让人陷入尴尬之中。一个灿烂的暑假，我在满是梧桐树的南京街上漫步，突如其来的饥饿使我没有考虑任何而迈进一家餐馆。在一顿饱餐之后，我将一个实在吃不下的包子留在了盘子里。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是大学生就该浪费粮食吗？
我抬眼望去，没有看见什么老人，却是一个长我七、八岁的年轻人，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的校徽。那时节，我不知该申辩还是认罪，抑或是走开。我分明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我明白和不明白的东西。总之，我是脸红红地出了饭馆的门。走了很远，我依然觉得那双眼睛在紧跟着我。后来，走到无人处，我摘下了校徽。
这件事我后来讲给小我10岁左右的小妹听，她是90年代的大学生，她很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出了校门干吗还要挂着你的标志呢？是呀，我确实从未见过小妹戴校徽的样子。那时我还好像觉得她哪儿不对似的，但是终究没有想起来到底是哪儿不对了，因为那时我已经毕业几年了，戴校徽的日子离我已经很是遥远，不会由此而像当年那样敏感了。
当然，校徽的功能似乎还不止这些。进图书馆，出入校门，它是许可证。这极易冒充的方式曾给那些渴望一睹北大风采的外来人提供了方便。
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次我如何忘记佩戴了校徽而被门卫阻拦，任我苦苦恳求，对方全然没有同情之意，直至一个同学从里面出来，于是我像看见了救星般地指着那人：瞧，他，他是我们系的，不信您问他吧！
实际上，不等门卫开口，我已经逃也似的冲进校门了。
这些可笑的行为好像是常常发生的，久了，门卫也便熟悉了。
不过，使我现在想起便感动的，是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等磨难的学生们，他们大都年长我们应届的高中生几岁，甚至十几岁。他们在教室里是提问的主力；在图书馆里是久久不肯离去的读书者；在限制时间的宿舍，是用电筒熬夜的不眠人。总之，他们额前的皱纹和朴素的中山装上别着的校徽是那么协调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特点。他们令我新奇，倾慕，崇拜和向往。
有一个情景我到如今想起来还十分的激动和好笑，并且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珍贵心态，那就是在北大几个食堂里同时进行的舞会。那时节，满眼是胸前戴校徽的年轻人，衣着整洁，认真而拘谨，真诚而不乏浪漫地在简单的、没有装饰的大厅里旋转着。因为是刚刚时兴起的，所以大多数人还在尝试和学习阶段，三步四步地踩着点儿。女同学衣着简单，唇上最多是抹了一些透明的淡色口红；男同学也没有今天的年轻人那样梳理得风流倜傥、王子般尽情地展现潇洒魅力。总之，成双成对得不那么地道，彼此更多的是矜持。偶尔，会有女同学的一两声尖叫，然后开始为自己的脚担着心。而大多数的学生是在观看，或者站在一旁边看边聊天；有三五成群的，聚在一个角落里，干脆讨论着完全与跳舞无关的学术问题。
有时候，这情景会发展到美丽的未名湖畔，那大多是八月十五的夜晚，同学们央求着老师早些下课，然后聚集在篝火旁，载歌载舞地快乐着。篝火映着胸前的校徽，真是别样的风光。
当然，戴校徽和没戴校徽是不一样的。如果间或有一个没戴校徽的人夹杂在跳舞的人群里，还会引起人们的警惕。我记得曾有一个看起来陌生的年轻人来邀我跳探戈，被我婉言谢绝了。原因就是他的胸前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校徽，于是，我就断定他是外来人，有着复杂的背景。事实上这种断定很没有道理，也很可笑。后来，我在另外的一个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又见过那人。我发现了我的幼稚。
毕业时，我没有上交校徽。我知道这不对，可我还是这么做了。
然后就是不再戴校徽的日子。以为这日子会很精彩，会使我摆脱学生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先是相信自己成熟了，可后来却又觉得空落落的，而如今校徽对于我来说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即使它就摆在眼前，即使我可笑地冲动了想将它别在胸前，都不再是那个当年的北大学生了。
校徽就是这样，你保留了它，记住了它那个年代的一切，但是，你无法让它恢复过去的你。
当然，如果你戴过它，就很幸福。
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